对于翻译，刚开始接触的人并不是很懂，甚至可以说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这里认为，我们可以跟着翻译家杨绛先生的脚步一起来学习翻译。

　　杨绛先生在其著作中说：动手翻译，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，一句挨一句翻。但原文的一句，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。杨先生的秘密，就在“平实”二字，那么，这“一句挨一句翻”，就是“平实”二字的精髓，这“原文的一句，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”，就是精髓的血脉。

　　翻译以句子为单位，但是“怎样断句，怎么组合”?义足为句，中外皆然，惟长短有别矣。把断句组合成完整的句子，且“不能有所遗漏，也不能增添”，从不由自主的束缚到经过“冷却”的重新组合，杨先生是这个循环操作中的高手，她的经验值得我们珍视。

　　断句可能离原文远了，可是重组以后的句子却离原文近了，由句子而段而章而篇，全文岂能不信?这里杨先生又指出：“尤需注意的是原文第一句里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的第二句;原文第二句内的短句，不能混入原文第一句。原文的每一句是一个单位，和上句下句严格圈断。因为临近的短句如果相混，会走失原文的语气和语意。”

　　直译意译之争，其来久矣，杨先生对此态度十分明确，语气十分坚决：“我认为译者没有这点自由。”因为“那不是翻译，是解释，是译意”。以句子为翻译的单位，可以尽可能地贴近原文，避免走失语意，阻断文气。曾经有人请汉语高手润色译文，充当我国古代佛经译场中“笔人”的脚色，“结果译文通顺了，但和原文不拍合了。”对此，杨先生是明确反对的。 “选择最适当的字”，是断句重组、连缀成章的关键，因为没有适当的字，就不能把原文的意思“如原作那样表达出来”。

　　其实，文学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“恰当”。该俗的俗，该雅的雅，惟恰当是求。严复论翻译之难，标出“信达雅”三字，如果以“恰当”解雅，则“信达雅”仍不失为翻译的标准，而“恰当”就是文学性。

　　认为，翻译是一个理解原文，进行再创作的过程，翻译的时候，最基本的是要遵守原文的意思，这才是翻译，如果为了追求自己认为的美，破坏了原文的意思，那就只能是错译了。